一、本案核心辩护难点
双罪名叠加，量刑基数高
两项罪名均属重罪，其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认定为 “情节特别严重”，单罪法定量刑幅度即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数罪并罚后刑期预期极高，整体辩护压力极大。
侵信罪情节认定严苛，降档难度大
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量刑高度依赖信息数量、类型与违法所得，本案涉案电子数据体量庞大，公安机关已按 “情节特别严重” 固定证据，要推动情节降档需对海量数据逐一核实质证，辩护精细化要求极高。
技术环节作用关键，从犯认定有争议
当事人负责的漏洞扫描是勒索攻击的核心前置环节，司法机关易认定其技术作用突出；同时其虽未深度参与公民个人信息流转，但属于团伙成员，从犯认定存在较大抗辩阻力。
网络黑产属严打范畴，从轻尺度收紧
勒索病毒攻击、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均属于全国重点打击的网络黑灰产犯罪，司法政策整体从严，争取从轻、减轻处罚的难度显著高于普通刑事案件。
二、群恒律师全程辩护核心贡献
程达群律师接受委托后，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情节降档为核心突破口，分阶段开展全流程精细化辩护：
（一）侦查阶段：快速介入会见，厘清角色参与边界
律师第一时间前往杭州市上城区看守所会见当事人，全面梳理案件事实，搭建双罪名辩护框架：
明确当事人在两项罪名中的参与边界：其仅按指令完成服务器漏洞扫描工作，未参与公民个人信息的非法获取、倒卖、流转全流程，对侵信罪无决策、无获利分成，参与程度极低。
固定从犯核心情节：当事人系受雇的技术执行人员，无犯罪策划权、赃款支配权，在共同犯罪中始终处于从属、辅助地位，为后续减轻处罚奠定基础。
向侦查机关提交书面辩护意见，就罪名定性、角色定位提出专业意见，同步保障当事人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。
（二）审查起诉阶段：聚焦侵信罪核心抗辩，推动量刑大幅降档
案件移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后，律师全面阅卷、逐一核对全案电子数据证据，重点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展开深度辩护：
精细化核减涉案数据，动摇情节特别严重认定
针对公安机关 “情节特别严重” 的指控，律师逐条核对涉案公民个人信息的类型、数量、来源与有效性，提出多维度核减意见：剔除重复信息、公开可查询的无效信息，严格区分普通公民信息与敏感隐私信息，对信息数量、违法所得的核算口径提出专业异议，从证据层面大幅削弱 “情节特别严重” 的认定基础。
强化从犯辩护，突破法定量刑档位
结合全案证据系统论证：当事人既非犯意发起者，也不是两项犯罪的核心实施者与主要获利者，在共同犯罪中仅起到次要、辅助作用，依法应当认定为从犯。尤其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部分，其参与度低、作用小，依法可适用减轻处罚，推动量刑档从 “三年以上七年以下” 降至三年以下区间。
对接认罪认罚程序，争取最优量刑建议
结合当事人系初犯偶犯、归案后如实供述、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，与承办检察官充分开展量刑协商，全面释明各项从轻、减轻依据。最终检察机关采纳了从犯认定等核心辩护意见，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情节等级作出有利调整，整体量刑建议较公安机关指控对应的法定预期刑期实现大幅下降。
三、辩护成果
经过侦查、审查起诉全流程专业辩护，检察机关采纳了律师提出的从犯认定、侵信罪情节核减等核心辩护意见，最终出具的量刑建议较初始指控对应的法定刑期实现大幅降档，最大限度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为后续审判阶段争取更轻处理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四、办案专业提示
服务器漏洞扫描、木马植入、公民个人信息倒卖均属于网络黑灰产，极易同时触犯多项罪名，数罪并罚下刑期会显著增加。互联网技术从业者切勿因高额报酬参与此类灰色业务，极易触碰刑事红线。
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量刑与信息数量、类型、违法所得直接挂钩，“情节严重” 与 “情节特别严重” 刑期差距巨大。专业辩护可通过核减信息数量、剔除无效数据、区分信息类型等方式，推动降低情节认定等级，实现量刑大幅降档。
网络犯罪案件中，技术人员的角色定位是量刑核心。精准区分组织策划者与普通技术执行者，成功认定从犯地位，是争取减轻处罚的关键突破口。
咨询引导
浙江群恒律师事务所刑事部深耕杭州本地刑事辩护，擅长侵犯公民个人信息、网络敲诈勒索、计算机犯罪等各类互联网新型犯罪辩护，熟悉上城区等辖区办案尺度，可为当事人提供侦查、审查起诉、审判全流程辩护服务。如有相关刑事案件咨询，欢迎线上预约或到所沟通。